□本報記者 徐金忠

　　巨量定增解禁、首發(fā)解禁，均導致上市公司股東、大小非等減持股份。這樣的背景下，股東減持的重要方式大宗交易同樣站在了風口浪尖。在一般投資者看來，大宗交易幾乎等于大額減持。

　　不僅僅是大宗交易被和股東減持畫上等號，近年來，市場上也爆出不少借大宗交易進行的違法違規(guī)操作。例如，任良成案中，利用內幕信息等通過大宗交易低價買入繼而賣出，以此獲得巨額利益，成為重要的犯罪事實。由此，大宗交易又被很多人與違法違規(guī)、暗箱操作等聯(lián)系在一起。

　　不得不說，大宗交易經歷多年發(fā)展，確實遇到了新問題、新情況。但大宗交易制度，正是為滿足機構投資者等大額股份流動的需求而設。我國證券市場成立之初，單一的電腦撮合連續(xù)競價尚能匹配以散戶為主的投資者結構，但隨著機構投資者逐漸增多，以及以機構投資者為主的投資者結構被認為是市場長期穩(wěn)定發(fā)展的重要基礎，在這樣的背景下，設立滿足機構大額股份流動的交易機制很有必要，包括上市公司股東大額股份流動等。如果沒有大宗交易制度，大額股份流動將是對二級市場的重大考驗。

　　機構為主、協(xié)商定價的大宗交易在出現(xiàn)之初，就被認為是“為資本服務”，更為恰當?shù)恼f法是“為效率服務”，滿足大額股份流動的需求。在這樣目標指引下，交易前信息隱形化、交易后信息延遲披露規(guī)則滿足了機構投資者大宗交易價格議定、流動性方面的特殊需求。由此，大宗交易的存在對一般投資者來說確實存在不公平之處。

　　制度上的特殊安排，也犧牲了部分公平性。雖出發(fā)點是為提高市場效率，但現(xiàn)實中，確實有一些投資者鉆大宗交易無法避免甚至是制度設計之中的“漏洞”，通過大宗交易“洗股”、輸送利益等，讓一部分惡意資金自食而肥。另外，在市場相對較弱之際，大宗交易平臺上的上市公司股東大額減持，也讓在弱市中煎熬的投資者大為不解。

　　但從市場參與者認同資本市場是建立在規(guī)則之上這一基本價值觀邏輯出發(fā)，不妨把大宗交易制度本身看作是“工具理性”，即追求效率的制度設計，其好與壞的價值判斷（也即“價值理性”）不足，而當前的“補”足之道唯有監(jiān)管。

　　事實上，大宗交易制度的自我升級，多是監(jiān)管制度設計的自我升級。從初始的相對“黑箱”，到制度設立后定價區(qū)間的劃定及事后信息披露制度的建立，乃至于監(jiān)管部門對大宗交易違法違規(guī)行為的懲處等，都是監(jiān)管升級的過程。